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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加密货币的快速发展，传统金融体系与现实世界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稳定币的兴起，不仅重塑了货币流通机制，也对国家主权货币、跨境支付系统和全球金融监管秩序造成深远影响。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在加密货币治理方面协调滞后、机制分散、资源不均的问题日益突出，尤其发展中国家亟须有效的应对手段。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新兴数字金融强国，有必要在全球数字货币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这不仅关乎国家金融安全与货币主权，也关系到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重构方向。以下内容将从单边措施与多边措施两个维度出发，系统梳理中国在应对加密货币挑战方面可行的政策路径与实践策略，力求在保持技术创新活力的基础上，有效遏制潜在风险，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稳定与可持续的国际货币体系。

　　面对加密货币与稳定币对国家金融主权和监管体系构成的挑战，中国应首先从内部着手，完善自身应对体系。

　　数字人民币不仅是国家主权货币数字化的关键举措，更是提升人民币国际竞争力、应对加密货币挑战的重要战略工具。BIS的研究指出，CBDC正在成为维护货币主权与金融稳定的核心手段，而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率先探索，既能满足国内经济对高效安全支付工具的需求，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新的制度优势。

　　在发展路径上，应当逐步构建涵盖CBDC、稳定币与数字资产的多层次结构体系。其中，数字人民币作为基础货币，必须首先巩固其在国内支付与结算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可以探索由合规机构发行、锚定人民币的离岸稳定币机制，以满足跨境支付和国际交易的多样化需求，从而增强人民币的全球流动性与使用场景。

　　同时，应推动数字人民币与数字证券、数字资产等新兴金融工具的互联互通，形成涵盖货币流通与价值储藏的完整金融生态。

　　更为关键的是，数字人民币要实现长远发展，必须放眼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货币标准制定，推动跨境互操作性建设。这不仅能够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等合作框架中的实际使用，还将增强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制度影响力。

　　传统金融监管手段在面对跨境加密交易和链上资金流动时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必须借助先进技术推动监管能力升级。对此，应充分发挥监管科技的作用，以双重路径应对加密货币带来的挑战。一方面，可从规则规制角度入手，应尽快推动统一的国际监管标准(如反加密货币洗钱规则)的制定与落地，并要求银行、证券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严格遵守，形成全球范围的合规共识。

　　另一方面，可引入前沿技术全面加强监管能力。例如，监管机构应加强与交易平台、钱包提供商及链上数据分析公司的合作，借助区块链分析和自动化监测工具，全面掌握链上交易情况，及时识别异常资金流动和潜在风险。同时，应推动建立跨机构、跨行业的信息共享与联动机制，探索“监管共治”的新模式。

　　在此基础上，国内金融机构需强化技术储备，建设统一标准下的链上风险监测系统，提升全行业的风险抵御能力。同时，应鼓励高校与科研机构深度参与监管科技的研发，为前沿风险的识别和预警提供理论方法和技术支撑。随着监管科技的普及应用与智能化升级，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将获得更有力的技术保障，在面对加密货币引发的新金融风险时更加主动与从容。

　　在全球范围内，加密货币及区块链技术的迅速发展既带来了深远的经济与技术变革，也引发了金融稳定、消费者保护及合规性等多方面的挑战。如何在保持技术创新活力的同时，制定有效的金融监管政策以防范潜在风险，已成为各国政府亟须解决的核心课题。尤其在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动加密货币发展的背景下，这一议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和金融市场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加密货币政策。通过扩大监管沙盒机制或渐进式监管模式，可以在支持技术创新的同时，有效降低系统性风险。监管沙盒机制旨在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一个时间和范围有限的“安全空间”。在此空间内，相关金融机构或科技公司获得部分监管豁免，直接在现实或虚拟环境中测试金融产品、服务、商业模式或营销渠道的创新解决方案。相较于禁止的极端措施和无为而治的消极策略，监管沙盒机制更为灵活。

　　在实践中，欧盟的MiCA通过渐进式监管模式，引入加密资产服务提供商(Crypto-Asset Service Provider，CASP)许可制度、稳定币储备要求以及反洗钱与消费者保护措施，有效提升了市场透明度并降低了系统性风险，这为全球加密货币政策的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

　　建议我国政府在可控范围内促进稳定币与传统金融体系的融合。由于具有区块链支付优势，CBDC和稳定币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都将对跨境支付网络建设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产生重要影响(刘东民和宋爽，2020)。其中，稳定币除了可以用于支付和汇款，还可以与证券、贷款等传统金融产品结合，推动智能合约在金融交易中的应用。这种融合有望提高金融交易的自动化程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金融市场的效率(Feyen等，2021)。

　　因此，在保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推动稳定币在合法监管框架下的创新应用，具有多项益处。我国可以考虑在香港和澳门等地探索离岸人民币稳定币的创新与应用。这一方面可探索建立兼顾效率与安全的科学合规框架;另一方面可吸引金融机构、区块链企业开发稳定币的创新应用，特别是在跨境场景中尝试数字人民币与稳定币的创新组合，实现“主权可控，市场增效”的双轨制。

　　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推动港澳地区成为数字金融创新和区块链应用的试验田

　　我国香港和澳门拥有开放的市场环境、成熟的金融体系以及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这些条件使其具备开展加密货币与稳定币试点的天然优势。在港澳地区探索设立稳定币与区块链的创新试点区，不仅有助于完善法律属性、清算机制和储备要求，还能为全国范围的制度推广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与此同时，应积极推动“香港融资+内地应用”的合作模式，利用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为区块链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同时在内地推动其应用落地。在这一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立法和监管完善，坚决防范利用虚拟资产进行非法集资和资本外逃的风险。通过这种“试点先行，风险可控”的治理模式，完全有可能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金融发展道路。

　　接下来，我们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数字化转型、统筹全球监管的必要性与路径等层面提出应对建议。

　　加密货币的崛起从表面来看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更深层原因在于国际货币体系自身功能失调，尤其是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严重影响了国际经济的公平性。美元的主导地位不仅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还使得其他国家在货币政策上受制于美国的经济周期。

　　在此背景下，由新技术和信任机制驱动的去中心化货币成为突破传统体系局限的解决方案。自加密货币出现以来，全球范围内无现金支付的比重不断上升，推动了对更高效安全的数字货币的需求。

　　截至2021年，全球有2/3的成年人以数字形式收款或付款，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这一比例从2014年的35%增长到2021年的57%。上述趋势不仅反映了数字经济时代对于数字化交易媒介的内在需求，而且大幅加快了支付手段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演进进程。国际货币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国际货币体系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更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重塑的重要契机。

　　然而，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数字化转型中，必须避免被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倾向主导。这种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做法可能加剧国际经济的不平等，损害全球合作的公平性。为此，国际货币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必须考虑更为公平和包容的解决方案，其中数字特别提款权(e-SDR)和CBDC都是值得尝试的重点方向。

　　e-SDR的优势在于能够为各国提供更加平等的储备货币选择，从而减少对单一货币尤其是美元的过度依赖。e-SDR能够拓展超主权储备货币在数字领域与虚拟空间的使用，也有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我们建议以e-SDR和CBDC为切入点，加快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改革。

　　CBDC的推出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数字化提供了重要选项。CBDC在确保货币政策独立性和金融稳定的基础上，能够推动跨境支付的便利性和效率。不同国家央行可以基于共同的技术平台，建立全球性数字货币支付网络，避免单一国家对全球货币体系的过度主导。这将使得国际货币体系更具普遍性和公平性。

　　作为国家主导的数字货币，CBDC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使其在跨境支付和金融稳定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同时也能保留国家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控制权，但难点在于如何确保各国CBDC的研发与应用步调一致，并且具有较强的互操作性。对此我国可以积极作为，大力推广数字人民币和央行数字货币桥，吸引更多国家加入CBDC的研发与跨境使用。

　　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方向看，由IMF等国际组织发行超主权货币从长远看是取代美元本位的一个选项，并且e-SDR也具有跨境使用方便灵活、实际币值更加稳定的优势(管涛，2023)。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在CBDC之外更加现实的国际货币选择。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可推动更多国家积极参与探索由IMF主导发行的e-SDR，缓解发展中国家对美元稳定币的依赖以及自身技术实力与金融治理能力的不足。

　　加密货币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特朗普的加密货币新政，将加剧全球金融监管的碎片化，放大各国在应对加密货币跨境流动、非法活动等方面的协调不足。在此背景下，加强全球加密货币的监管协调显得尤为紧迫。各国应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共同制定国际标准和规则，以应对特朗普政策带来的冲击，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一是构建针对稳定币尤其是美元稳定币的全球监管机制。目前来看，尽管稳定币的负面影响得到了G7、IMF和BIS等机构的关注，但由于稳定币的全球流动性超越了单一国家的监管能力，以及特朗普政府的支持政策进一步扩大美元稳定币的垄断地位，加密货币恐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失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效以及金融稳定性受损等风险。因此，我国应积极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及更多国家开展合作，推动针对美元稳定币的国际监管标准和框架的制定与实施。当前的困境不在于没有可参考的政策文件，FSB于2020年提出“全球稳定币”监管框架，欧盟也于2023年发布MiCA，主要问题在于各国的监管态度与能力存在巨大差异。建议我国积极发起国际合作，力争在国际层面成立专门监管机构，通过建立并落实全球统一的美元稳定币监管框架和技术平台，全面维护国际金融秩序。

　　二是统筹协调全球针对加密货币市场的监管合作。尽管发达国家在加密货币的监管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并且遭受了更多来自加密货币行业的冲击。特朗普的加密货币新政恐加速该领域的创新并放大市场溢出风险，因此协调全球监管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既能减少加密货币市场主体及交易行为的监管套利，又能提升对加密货币市场的整体治理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韧性。鉴于我国已具备丰富的加密货币监管与治理经验，可联合更多受冲击的发展中国家共同构建新的加密货币治理或监管机构，通过定期召开会议，加强国际间信息共享与技术合作，推动国际规则协调等方式，推动各国在加密货币治理问题上达成最大共识。

　　三是我国应在全球治理中坚持包容性、合作性、可持续性的原则，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金融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提升。在加密货币治理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技术、人力与资源短缺的问题，需通过国际合作获得支持。我国可设立全球南方数字治理基金，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技术援助、能力建设与政策咨询，推动全球治理的公平性提升。同时，可定期召开全球加密货币治理大会，打造南北对话平台，推动建立平衡发展的治理共识。通过主导全球治理议题设置与路径选择，我国将为构建更加公平有序的全球数字货币治理体系提供战略支撑。

　　CBDC作为央行发行的数字法定货币，提供了合法、受监管的数字支付手段并降低了交易成本。但尼日利亚案例表明，在缺乏技术和经济治理能力的情况下，CBDC并不能有效地与加密货币竞争，这凸显了通过加强多边研发合作来提升金融治理与技术能力的重要性。建议我国基于当前多币种法定数字货币桥(mCBDC Bridge)项目的经验，主动加强与东盟国家、金砖国家等区域合作平台的交流与合作，从技术升级和支付效率提升等角度出发，牵头或协调开展多边研发与测试，重点提高各国CBDC系统在跨境支付层面的互操作性。这不仅有助于数字人民币拓宽跨境使用的基础，也能促进相关国家或地区建立统一的CBDC多边标准，通过官方手段来应对加密货币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