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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国之要，首在用人；用人之道，必先严管。严管与厚爱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严管构筑防微杜渐的“防火墙”，厚爱则是砥砺前行的“发动机”。需秉持“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以立规矩、明底线促“敢为”，通过严管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以制度的刚性严管构建可预期的行为边界。以定规范、强赋能促“会为”，通过严管标准、严管协同、严管培训，将优良的工作方法与治理经验定型为行为模式、上升为体制机制。以坚定信仰、优化制度促“想为”，通过直抵心灵的理想信念教育、严厉的作风整顿和严格的考核评价，淬炼党员干部党性，巩固价值认同，激发其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和内驱力。

　　“想为”给出方向与动力，“会为”贡献方法与能力，“敢为”提供环境与底气，三者统一于严管与厚爱辩证融合的制度设计与组织生态之中。用组织温暖保障党员干部“敢为”，用精准赋能支撑党员干部“会为”，用崇高使命召唤党员干部“想为”，使党员干部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意气风发、奋勇争先，交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合格答卷。（选自《国家治理》2026年第9期）

　　王军仁，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纪检监察教研部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纪检监察学、监察法学、职务犯罪、廉政教育。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著有专著《监察法与刑法衔接研究与适用》。

　　反腐败斗争贯穿中国全部历史实践，我们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始终以正确方向为引领，从本国实际出发，在长期实践中成功创造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之路。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党治理腐败的经验为基础，集中体现为领导体制、方法原则、实施路径的鲜明特征，对认识中国腐败治理具有标识意义。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体现反腐败斗争的领导体制特征。反腐败体现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不是哪个部门的专责行为，必须由具有高度权威的领导力量来集中指挥、统一安排和统领实践。标本兼治体现反腐败斗争的方法原则。标和本的关系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治标与治本不是脱节分离的。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推进从治标入手，以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威慑，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及时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把推进“三不腐”一体建设作为基本方针，目的是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使权力的合法政治资源作用于利益资源的正义性，为反腐败斗争强基固本。（选自《国家治理》2026年第9期）

　　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党史党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等方面的研究。主编、合著、参编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二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能够推动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在党性修养中相互促进，实现严管与担当的有机统一。监督的本质，是纠治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遏制权力私化倾向，确保公权力始终服务于人民。鼓励担当作为并非纵容盲目蛮干或追逐个人政绩，而是引导党员干部立足群众需求创造务实业绩。

　　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这五对关系，为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度统一提供方法指引。从发展节奏看，坚持稳中求进。监督，守住“稳”的底线，担当，在“稳”的前提下积极进取，监督与担当统一于稳中求进总基调。监督，防止“未立先破”“一刀切”式简单治理；担当，坚持先立后破，着力培育新动能、新产业、新机制，实现平稳转型、有序更替，二者统一于对改革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从工作作风看，坚持求真务实、反对形式虚功。监督聚焦实绩，坚决纠治“材料政绩”“数字造假”“盆景工程”等、官僚主义问题，让虚功伪绩无处遁形；担当立足实干，把精力投向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以解决问题、造福群众的实绩检验担当。从责任使命看，坚持标本兼治、统筹近远政绩。处理好标和本的关系，要求监督既纠治表面问题，更深挖制度根源，防止头痛医头、治标不治本；担当既破解眼前矛盾，更注重源头治理、深化改革，实现标本兼治。处理好近和远的关系，要求监督既考核当期显绩，更重视长远潜绩；担当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境界，甘做铺垫性、基础性工作，跑好历史接力棒。（选自《国家治理》2026年第9期）

　　吕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章党规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党建原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著有《依规治党新路研究》《中国党内法规概论》等专著。

　　技术赋能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将数字技术作为破解腐败隐蔽性、复杂性的关键工具，将抽象的权力运行过程转化为可追溯、可比对的数据过程。以技术可见性对冲行为隐蔽性，以数据关联性破解关系复杂性，实现对腐败行为的有效捕捉。

　　破解“发现识别难”，可构建数据贯通、场景分类的智能预警模型。“发现识别难”的重要原因是腐败主体隐身化、关联关系复杂化，可运用知识图谱等技术，对公职人员进行全方位“数字画像”。破解“调查取证难”，可构建技术支撑、证据锁定的精准溯源体系。针对加密货币、数字货币、智能合约等新型腐败载体，开发专门的取证技术与工具，实现证据锁定。破解“定性处置难”，需完善有规可依、有标可循的智慧定性处置体系。针对干股、期权、商业机会等价值不确定的贿赂标的，建立科学、公允的估值机制。破解“协同监管难”，需构建部门贯通、智能协同的监督网络。针对腐败资金跨境转移、腐败分子境外藏匿等问题，构建数据互通、智能监测的跨境协作平台。（选自《国家治理》2026年第9期）

　　张杰，中南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数字法治。出版《检察指导案例理论与实践》等专著五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纪委机关、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要求“坚决打击诬告陷害、恶意举报等行为”，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提供了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诬告行为治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也反复强调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促进党员干部廉而有为、勤勉敬业。

　　为此，必须压紧压实纪检监察机关对诬告行为调查核实与澄清正名的主体责任，结合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遵循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诬告行为进行类型化研判，实现对检举控告的精准识别与快速筛查。对存在诬告陷害嫌疑的线索，要果断启动“简易快处程序”，以调查核实与惩处的及时性破解诬告者企图利用时间差“搅局”得逞的算计。在责任追究上，应根据诬告行为的情节轻重，构建批评教育、党规党纪处分、行政处罚与刑罚惩罚有机衔接的梯次责任体系。惩罚的威慑力不仅取决于严厉性，更源于其及时性与必定性，唯有真正做到“诬告者必被罚”，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诬告之风。与此同时，必须及时为受到诬告错告的干部澄清正名、消除负面影响，在澄清事、解心结、正名声、保利益上综合发力，切实做到“为清白者撑腰”，让干事创业者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履职尽责中敢于担当、勇于作为。（选自《国家治理》2026年第9期）

　　王强军，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刑法学、英美刑法、刑事政策、境外追逃追赃。主要著作有《利用遣返实现境外追逃问题研究》《刑法修正案（八）的理性辨思》等。